唐代长沙窑瓷器
长沙窑于1956年发现。 1964年长沙市文化局在已有调查的基础上，进行了重点发掘获得器物近两千件，清理龙窑两座以及大量的窑具，还发现了带大中九年、十年、元和三年纪年器物与印模，从而对长沙窑烧瓷的历史、烧造工艺以及烧制品种及其特征，提供了可靠依据，也使人们因长沙窑的发现，对唐代瓷业发展的面貌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长沙窑虽然在当时的文献中没有越窑、邢窑那样与人津津乐道。然而它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它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
长沙窑瓷器器美与式样之多，在唐窑中也很少见。烧制器物虽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但又兼烧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早期长沙窑的产品，以碗、盘、壶、罐、盂为主，规格比较划一。后期除增加洗、枕、托盏、盒等日常生活用具外，还烧制镇纸、砚滴、笔洗、笔掭、砚台等文房用品以及俑、鸟、狗、猪、象、羊、狮、蛙、鸡、鹅、马、牛等各种瓷塑玩具。不仅品种大大增加，而且形式规格也趋于多样。器物造型上的变化也比较明显，前期：喇叭口壶，长腹、粗短颈、口微外撇，略具喇叭的雏形。罐为长形圆鼓腹，腹的最大径在中部，肩、颈有对称的条形半圆形系耳。后期：喇叭口壶，瓜棱腹，有的呈橄榄形，颈长而细，多棱流也比前期略长，柄由前期的单曲带形变为双曲耳形，流从多棱、较短变为圆管、长流。罐的最大腹径在上部、肩安模制穿孔竖耳，有的罐顶部有四片带横穿耳的。其他碗、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底足和口沿。盒的变化表现在足与盖面的不同。盂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腰、颈、口等部位。
瓷器的胎质，前期较粗松，胎色为暗红色，后期胎质细密，色多为灰黄和灰青。釉色前期黄中带青，黄的成分略重，胎釉结合不好，常有剥釉现象；后期釉色青而微黄，色调稳定，比较划一、也有乳白色中闪青和纯然体的蓝或绿色釉，釉与胎结合严密，釉未见有剥釉现象。
长沙窑瓷器的装饰以釉下彩与模印贴花最具特色，运用比较多的有贴花、刻划花、印花、镂空等。贴花的部位多见于壶流、壶系的下方及洗的腹上。常见的纹饰有人物、婴戏、双鸟、双鱼、游龙、蝴蝶、立狮、荷花、葵花、葡萄以及各种图案等。贴花之上往往施一层褐色釉斑块以突出贴花的装饰作用。刻划花常用在瓶、匝、壶等器物上。瓷塑主要是各种俑类，唐代文献称之为“像生”，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镂孔多见于烛台、熏炉和器盖、器座等部位。印花多用在盘、碗的内底中心与壶、罐的耳和柄上，还有的阴刻戳式印模，在器物上印出莲花、莲藕、小鸟等纹饰。彩绘装饰，从单一的褐彩逐渐发展到褐、绿两彩，纹饰题材从褐色到褐绿两色相同的斑点图案发展到状物写实。褐彩的呈色剂为铁矾（氧酸亚铁），用单一的褐彩绘画，色泽稳定，线条流畅，有如用墨在纸上作画一样，与绿彩合用时，褐彩勾线。绿彩（氧化铜）在高温下容易流散，因此往往用来填彩，有时用绿彩勾勒树叶与花瓣，褐彩则用来画叶、茎与花蕊，效果也很好。此外，根据褐、绿两彩的不同特点，也有用褐彩画线，用绿彩渲染的。长沙窑的釉下彩绘尽管只有褐、绿两色，但因交替或重复运用使色彩产生多变的效果。釉下彩，前期用在贴花装饰上，或单纯在器表点以褐斑，还有不少器物尚为素面；后期从釉下褐彩发展到褐、绿两彩，画面从写实转为写意，构图简洁，形象生动。长沙窑瓷器还有铜绿釉料在高温中与瓷胎渗透浸润形成利用深、浅、浓、淡的层次的色调而别具一格。这种装饰多用在壶流与柄两侧，以及忱面和碗底中心部位。
根据有纪年的遗物以及与长沙及其他唐墓出土的器物比较，可以判明此窑创于唐而终于五代。窑址出土的元和三年纪年罐系纽的印纹范模与这个范模的印纹相同瓷罐标本，在窑址里俯拾皆是；唐墓中出土这种带系纽罐也为数甚多，可知元和年间在长沙窑已有较大的生产规模。元和三年印模出土于长坡垅遗址中层，下层还有1米厚的堆积层，说明在元和三年以前还有一段烧瓷历史，但它的上限，因为缺乏纪年器物和有纪年的墓葬出土同类瓷器以对照，目前还不能确定。它的下限，湖南省博物馆收藏一件早年出土釉下褐绿彩长方枕，枕面后侧褐绿彩书写五代贞明纪年，形式及彩绘均保留了晚唐时代的风格，从而为此窑的断代提供了参证。
长沙窑瓷器有它的渊源，它的釉下彩瓷器是在岳州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窑口的胎质、釉色与烧造技术，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它们的一脉相承关系。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生产也随之发展。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具有西亚、波斯风格的带彩堆贴如胡人乐舞、狮舞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图案出现在瓷器上，说明长沙窑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长沙窑瓷器的外销虽然要晚于邢、越二窑，但由于长沙窑器的造型和装饰能适应销往国的爱好和需要，所以后来居上，成为我国早期外销瓷中心的佼佼者。